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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者小誌:知識分子

業餘者小誌:知識分子
作者 Author 黃麒達等
出版日期 Publication Date 2017-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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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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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Short Description

業餘者小誌《知識分子》從華社知識青年的思考出發,叩問為何今天要重談知識分子的論題?知識分子是誰,要如何定義?在這個時代,知識分子的任務是什麼?

◎ 業餘者宣言:為什麼要出版小誌

◎ 我們的知識青年在哪裡? |蘇穎欣

◎ 馬來知識分子:傳統與當代挑戰 |吳小保

◎ 知識青年的出路:對談知識分子與華社 |曾劍鳴、蘇穎欣

◎ 訪賽胡先阿里:學術政治兩棲的知識分子 | 蘇穎欣

◎ 沖繩經驗: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係 |魏月萍

◎ 楊絳《我們仨》的時代側記 |盧姵伊

◎ 編後語:不是結束的開始 |黃麒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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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者小誌:知識分子

業餘者小誌:知識分子

業餘者小誌《知識分子》從華社知識青年的思考出發,叩問為何今天要重談知識分子的論題?知識分子是誰,要如何定義?在這個時代,知識分子的任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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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業餘者宣言:為什麼要出版小誌?
/ 業餘者

沒大志,做小誌。

你手上拿著的,是一本薄薄的小刊物。從構思、撰寫、編輯、排版、設計到印刷,都是業餘者(Amateur)成員的創作實驗。自行出版的小誌(zine),為的是自我表達,為的是以獨立、自由、好玩、DIY的方式,傳達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聲音。

這本《知識分子》,顧名思義,探討「知識分子」問題。除了提出對「知識分子」規範性概念之外,也觸及本土、世界、歷史與現實。換言之,我們希望既能在理念層面建構一個明確的認知,亦在歷史(過去與現在)與空間(本土與世界)兩方面,做出經驗性的梳理與分析。

在我們看來,知識分子必須面向群眾,參與各種公共課題的討論或活動。但不僅於此,他們也必須對「當代」提出批判性的見解,並介入到實踐之中。從而使「批評與實踐」不再是分隔兩個不同世界的陌生之物,而是處於張力之網中:前者規範後者,後者突破前者的盲點。

業餘者的介入

近十年來,馬來西亞經歷了一番大起大落的變化,從2008年意外促成的政治海嘯,掀開群眾對改朝換代的熱誠與行動後,卻在2013年「505換政府」口號響徹雲霄之後突然暗淡下來。

「業餘者」正是在這樣的低落氛圍中,於2016年4月創立,成員都曾懷抱改變信心,也曾為攻頂失敗而失落。但我們相信,改革不是一時三刻的事,而是長期耕耘的結果。因此,正當政治運動——在此且把它理解為有關促成政黨輪替等的選舉制度改革——處於低潮之時,我們更沒有理由抽身離去,等待下一個改革機遇從天而降。恰恰相反,這時我們應該積極地思考,如何把已經被動員起來的群眾留下來,讓文化與知識運動維持著群眾運動的動能。

也因此,業餘者自創辦以來,邀請各界人士舉辦一系列的講座和討論會,涉獵議題包括知識分子、性少數、移工、左翼歷史、抗爭藝術等課題。而《知識分子》這本小誌,則是我們的另一種論述嘗試。我們期望這本小誌能夠為讀者帶來知性的滿足;也希望業餘者在未來能夠繼續以簡單有趣的形式,挖掘深刻的問題。

小誌雖小,但輕盈地游動穿梭於各種龐然大物的縫隙之間。偉大願景不能僅靠口號實踐,我們只好安分一點,好好辦一本小誌吧。

【業餘者小誌——知識分子】
(摘錄)編後話:不是結束的開始/黃麒達

……
第一期的小誌選擇重談知識分子的角色,在我們看來不多不少反映出兩點:首先,現實中我們只有寥寥可數的知識分子在深耕著重要議題,以便促進不同群體之間的鏈接。其次,知識分子的概念,常常被許多人直接當成是社會精英的同義詞,以致出現歧義。由此來看,我們確實有必要盡力梳理有關知識分子的定位問題。

簡單地說,知識分子與精英群體的區別在於,知識分子堅守原則的情操,始終表現出作為社會良心的角色,而精英群體在面對不公不義時,則有可能選擇默不出聲、不聞不問。精英的墮落,在不同領域屢見不鮮。而國內許多高等學府的教授講師,在大是大非面前的無所作為,尤其讓人痛心疾首。或許我們也能問,究竟還有沒有界定不公不義的標準?

我們這一代人終將老去,以致熱忱消磨殆盡,到最後失去一切為不公之事發聲的能力。雖然,我們未必有望看得到社會迎來重大變革的一天,但也不見得因此就構成合理的理由,允許我們放下為後繼來著保存希望的努力。

編輯推薦

讀者推薦

Ong Tee Chuan

6 August · 

這本小東西,小小薄薄的,五十多頁。名字很沉重,知識分子給人一般印象就是說些和寫些別人聽了不懂讀了也不懂的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人,所以可能小誌也很難啃得下。

但這本小誌難得的一點也不難讀,讀了過後也許會更疑惑,到底知識分子應該是什麼?是學院派裡之乎者也帶上學術光環的教授,還是那些能夠走入群眾指出一個運動方向的有影響力的人?

而在翻閱時,我無法不禁問自己這個問題 - 擁有右派思想的人,可不可能也可以是編這本小誌的幾位年輕人定義中的知識分子?

對我而言,用本身擁有的知識試圖去推動改變當今不公不義社會現象的人,多多少少就是知識分子。只是誰的知識才是正統,難免一定會有爭議,而我想對於“正統”的壟斷就是傳統的知識分子,而壟斷的最終結果肯定是僵化,所以知識分子是一種永遠的變化,有時是漸變,有時是突變。

今天當我們嘲笑哪一類“一百個你不知道的秘密”和“讀完這篇讓你震驚流淚”的內容農場,可能我們其實也正在試圖將自己的知識塑造成一種正統,而落入知識分子無可避免的最終悲劇。

再加一點,我喜歡《業餘者》這個名字,因為專業者往往劃地自限而預設立場,只有業餘者才是最可能跳出既有框框往箱子外面思考的人,在今天專家橫行霸道的社會,我們最最需要的就是不務專業的業餘者。他們有個圖書館,有空就去支持一下吧。

這本小小的好讀物,一本RM10 + 國內平郵運費RM1;力挺價 RM15含運(據說他們的體重很輕,快力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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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業餘者宣言:為什麼要出版小誌
◎ 我們的知識青年在哪裡? |蘇穎欣
◎ 馬來知識分子:傳統與當代挑戰 |吳小保
◎ 知識青年的出路:對談知識分子與華社 |曾劍鳴、蘇穎欣
◎ 訪賽胡先阿里:學術政治兩棲的知識分子 | 蘇穎欣
◎ 沖繩經驗: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係 |魏月萍
◎ 楊絳《我們仨》的時代側記 |盧姵伊
◎ 編後語:不是結束的開始 |黃麒達

精彩试读

【業餘者小誌——知識分子】

(摘錄)我們的知識青年在那裡?/ 蘇穎欣

……

在馬來西亞,一群反體制的左派年輕人,自辦讀書會、講座、小組織,他們渴望改革知識和社會,但不相信通過學術體制能帶來改變。他們認為校園內的學術缺乏思想、缺乏經驗,教授更是比他們更不了解社會的人。這些小團體在華社漸漸顯現,但在馬來青年之中已建立起有力量的替代論述。他們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社區活動、街頭讀書會、自辦雜誌(zine)、獨立出版,造就一場真正的文化革新運動。
……

公民社會頑強抵抗國家霸權,知識團體也走出校園爭取話語權,其中不少馬來青年其實畢業自保守的土著大學瑪拉工藝大學(UiTM)。很長一段時間,從華社的角度看來,馬來社群與國家機構的關係相當融洽,而華社則自成一個民間,抵抗國家霸權。但目前在馬來社會看到更多反體制青年,積極推翻舊有論述空間,自己開創新局面。相較起來,華社青年的知識實踐管道則相對有限,未在民間見到如此活力有趣、有革新面貌的文化運動。

這也是「業餘者」成立的契機——反對知識被捆綁在校園,希望能更「接地氣」地做知識工作。組織名字「業餘者」取自美國籍巴勒斯坦裔學者薩依德(Edward Said)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他說,知識份子同時也是業餘者,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興趣和良心去從事知識工作,且不受限於狹隘的「專業」或行業標準束縛。換句話說,知識分子為思想生活,但不是靠思想生活(美國猶太社會學家路易斯科塞[Lewis Coser]語)。薩依德理解的知識分子是精神上的流亡者和邊緣人,甘冒被燒死或放逐的危險,也必「叱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不完美或壓迫的權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因此,這樣的業餘者永遠不安分,不願被固定模式禁錮,不斷尋求突破。
……

【業餘者小誌——知識分子】

(摘錄)馬來知識份子:傳統與當代挑戰/ 吳小保

……
文師阿都拉(Munshi Abdullah)對馬來封建社會的批評,包含各個方面,如食古不化、吃人的禮教(adat)、統治者的殘暴等。值得注意的是,阿都拉在當時注意到內陸馬來社會的普遍貧困現象,而這與當地馬來人的懶散有著直接關係。然而,阿都拉卻不輕易地把懶散視為起因,因為按常理,不可能舉國之民皆盡是懶散之徒。他敏銳地察覺,人民之所以懶散,乃因為其人身與財產在封建社會下毫無保障。任何人,如果勤奮耕耘,所累積的財富,很快就會引來權貴的覬覦。在此情況下,勤奮反而會招惹殺身之禍;維持懶散、樂天知命的態度,才能明哲保身。故此,內陸馬來社會由於缺乏誘發人們奮鬥的因素,導致經濟蕭條,百姓生活貧困。

很顯然地,長期身處殖民地初期資本主義社會的阿都拉,理解到法治、財產權等制度對於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而這也是後世許多學者所強調的觀點——西方世界之所以富裕,乃與財產權制度的建立、維護與完善化有關。

……
如果說《馬來紀年》的社會契約是一份「賣身契」,其所代表的意識形態是絕對王政,而這是馬來人在封建社會時期的苦難根源。那麼,獨立建國後的這份社會契約,則是「馬來主權」的意識形態,強調馬來人在捍衛其主人地位時必須大團結,從而放棄對其他權益的追求。

因此,儘管馬來社會從封建走向現代,告別了以宮廷為中心的政治經濟文化,卻在轉身那一刻,不小心掉入另一個深淵。

……

【業餘者小誌——知識分子】

(摘錄)訪賽胡先阿里(Syed Husin Ali):學術政治兩棲的知識分子/蘇穎欣

◎ 您身兼學術人員、政治人物與社運分子於一身,您如何協調這些不同的角色?為何您後來決定離開大學,全職投身政治?

直至1970年代,一個人同時活躍於政治與學術,並不成問題,因為當時還沒有大專法令。1964年,我已經是人民黨的秘書長了,而同時也是大學講師。然而,我上課時並不嘗試用我或人民黨的意識形態去影響學生。我在學術方面相當嚴肅,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當時我精力充沛,能夠兼任兩方面的工作。1989年,當時人民黨的許多領袖已經不在了。在主席甘柏(Kampo Radjo)離世後,很多黨員來到我的家,他們請求我出來領導黨。他們也去了薩努西(Sanusi Osman)的家,請他繼續為黨奮鬥。當時,我曾跟一群探討進步伊斯蘭政治的朋友圈子提起此事,其中包括佐摩(Jomo K.S.)、依薩沙利(Ishak Shari)、哈林阿里(Halim Ali)和薩努西。我跟他們商量關於我離開大學的事,然後我就拿定了主意。

在後來的人民黨大會上,他們推舉我為黨主席。後來,在大學會議上,校長說我已經違反了大專法令,其他部門的代表也說:You have got to go(你必須離開)。然後,我就申請提前退休。我覺得,雖然我早已拿定主意提交辭職信,但是大學所採取的方式,卻讓此事發展得更快。除此之外,雖然我跟朋友商量了離職的事,但我並沒有和太太討論。當她知道時非常地生氣,說:「好吧,既然你辭職了,我也不當老師了。」於是,她辭掉教職,表達對我的抗議。這之後,我們兩人一起活躍於黨內,也活躍於其他活動,例如爭取城市拓荒者的居屋權等。

我從不為這個決定感到後悔。當時我已經在學術領域達到「頂峰」,升任為教授,並且我也開始厭倦大學的生活方式。其實大學裡的政治遊戲比外界更嚴重,偶爾會發生不同群體和個別人之間的嚴重爭吵。我已經相當厭倦,我真的很想要離開這裡,與人民同在。

……

【業餘者小誌——知識分子】

(摘錄)沖繩經驗: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係 / 魏月萍
……

在沖繩的抗爭運動,我們看到不同領域的人的投入,比如大學教授、批判性雜誌的主編、媒體等,呈現出一種分工的關係。當時有很多研究國際關係、研究歷史的老師,他們都會針對沖繩的問題,做公共評論。所以我們說,知識分子有一個很重要的表徵,就是他們的公共性。無論是公共寫作還是公共評論的方式,對公共事務必須要有一種發言的責任,在此我們看到一種不同的分工方式。

另外一個有意思的是,這些抗爭,或者反美軍、反戰爭的聲音,不僅僅通過知識的研究工作,或者是直接的身體介入,也通過藝術展示的方式。佐喜真美術館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美術館,它被定位為反戰美術館。從美術館的頂樓,我們就可以看到美軍基地。它專門收藏反戰的藝術品,包括版畫、浮世圖等。在這個美術館的展示中,有一個最震撼我的,就是戰爭倖存者的照片。這些臉孔有些我也不知道是誰。沖繩在歷史上不斷被推到戰爭的邊緣,他們經過很激烈的沖繩戰。當時一些研究者為這些戰爭倖存者做了很多口述歷史,這些口訴歷史,傳達了戰爭的殘酷訊息。

從沖繩的形態跟他們民眾的日常反抗,我們看到知識分子和民眾之間有很好的互相借力、溝通的關係。然而,沖繩知識分子所思考的,不僅僅是,到底要怎麼結合知識跟身體、經驗,而是重新反思到底沖繩對於日本意味什麼?這也涉及到,整個沖繩所抗爭的,不僅僅是以美軍基地為主,而是沖繩究竟是在怎樣的情況,被推入到日本的現代史的論述框架裡?

……

【業餘者小誌——知識分子】

(摘錄)知識青年的出路:對談知識分子與華社/ 曾劍鳴、蘇穎欣
……
◎ 為何今天要重談知識分子的論題,特別是探討知識分子與華社、華語社群的關係?

曾:1980、1990年代,知識分子是個炙熱的課題,何啟良、何國忠、祝家華、曾慶豹都談過這論題,其高潮點就是1997年6月29日發表《馬華知識界文化宣言——我們對馬華文化建設的基本觀點》。然而,在1998年烈火莫熄與2000年報殤以後,似乎知識分子的論題不再受關注,而早年倡議知識分子獨立議政、提倡學術自主的知識分子反而裹足不前,未在那嬗變的時代提出一己之識見,這倒是耐人尋味,值得重新探究的問題。2005年《當今大馬》和《獨立新聞在線》創刊以後,社會與輿論形勢已有很大的不同,如潘永強、黃進發、莊迪澎、唐南發等寫作人的影響力日增。從308到505大選,可以看到,傳統的知識分子問題早已退居幕後,雖未必否定其內容(例如獨立議政、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等等),但是更為凸顯的是理論與實踐結合、社會參與、組織性動員、批判與政黨動員、社運策略結合等等。然而,從308的高亢到505低潮,政黨政治失去方向,社運停滯,早前過於浮躁,重視策略性動員的弊端浮現,這時候重提知識分子的論題是切合時宜的,首先就是要批判社會改革過程中的觀念貧血症問題,重新召喚觀念討論。

蘇:知識青年普遍都會仰望他們的上一代,但當代華社青年轉頭一看,竟沒有參考和學習的對象。那些曾自詡知識分子的,進入體制以後成了玩弄權力的人;一些追求知識(還是學歷和地位)的,甘於待在學院當平庸的學者;在民間推動運動者,則不重視複雜觀念的討論,急於給予定論和決策。我們看見知識傳承的斷層,這一點和馬來社群相似,因此有更多馬來知識青年結盟立社,試圖在體制外建立替代新世代的論述。這些小團體都關注不同課題,例如欲重構歷史敘述的Imagined Malaysia、討論宗教和性別等「敏感」課題的Projek Dialog、關注邊緣群體底層的Kubu,還有以閱讀介入政治和文化、重奪公共空間的Buku Jalanan等等。相反的,我們未在華社見到如此有活力的知識運動,因此這時討論知識分子的責任和位置,是有必要的。

……

◎ 華社知識分子有怎樣的認知框架,時下青年為何與華團漸行漸遠?

曾:華社知識分子早期強調民族革新,其思考框架乃是華社vs國家;後期逐漸引入民主人權,乃至公民社會理論,遂有公民社會vs國家;2000年後,則逐漸有公民vs國家的思路。然則華社知識分子在思考公民社會時,骨子裡還是以華社、族群為社會主體,忽略社會內部的多重關係,例如階級、城鄉、性別等差異。2009年,華教元老陸庭諭性騷擾事件時,評論人乃至年輕世代一片鞭撻之聲,華團領袖卻保持緘默也未能提出相應的論述回應社會輿論,這象徵著華團已經無力正視社會浮現的新議題。早在1996年,曾慶豹就質疑「華教運動,動或不動」,批評華教失去運動性格,無力挑戰國家,陷入技術性反應,失去意識形態的鬥爭戰略。當年華教組織與華團均無力回應批評。2013年董總領導層危機,華教組織與左翼聯誼組織阻止陷入混亂,更是讓知識分子與青年失望,似乎華團、華教組織不再代表社會的進步力量,而也無力召喚知識分子與青年的支持。盡管知識分子與青年不再熱衷參與華團組織,但文化教育平等問題實際上並未解決。308前後跨族群論述興起,但也有種族宗教政治的反撲,值此之際,知識分子應該提出轉型期民主與族裔文化平等及其他社運關係的認知架構。

蘇:當進步青年不再仰賴華團資源,且急於擺脫華團模式,小型知識團體(如思辯會社、業餘者、lostgens)的成立旨在重新思考知識和社會的關係,在校園或體制外獨立自主地活動。他們不依附任何大組織,且不相信有階級職位的區分,強調平等參與。小團體的模式更加議題取向,可以遊擊式地隨時出擊,涉獵任何關心的課題,但也可能因此缺乏長期深刻的議題關懷。同時,各團體也因沒有共同目標,缺乏如華團般的合作連接,無法形成撼動國家政策的力量。華社知識青年不再關心華教等課題,除了是欲走出族群政治以外,也要走出個人與華社群體的必然聯繫。他們在爭取個體解放的過程中,發現華社原有論述無法處理他們所思考的問題,例如性別和階級。當改革理想和民族認同永遠淩駕於性別和階級問題之上,華社就在此面對無法跨過的瓶頸。女性主義常說「個人即是政治」,若華社課題仍忽視日常和個人,它必將離群眾越來越遠。

【業餘者小誌——知識分子】

(摘錄)楊絳《我們仨》的時代側記/盧姵伊

……
集體與個人的衝突來到最極端,「我們免得犯錯、惹是非,就離群索居。」p136 (p136)楊绛也因此看清了一些人事,默默進行觀察的工作。面對經由政治運動發動起來的群眾,政治蓋過個體,消除了人的樣子,因此不得不小心翼翼,讓思想得以「存活」。1957年5月間北大貼滿自由評論的大字報,不久以後當權者號召鳴放。「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這樣從抬高到貶低的政治操作、策劃,讓楊绛與錢鍾書不得不警惕,拒絕同聲附和。號召鳴放、反右、拔白旗,楊绛面對政治責難,按下決心不再寫文章,專心翻譯。
……

楊绛自認尋常百姓,一家三人永不分離。但無論在多麼艱苦的環境下,她與錢鍾書都不放棄與學識相關的工作,在書籍、文字、文學作品之中求存,努力貢獻所學。然而家國動亂,時代不僅以苦難相與,最終仍需面對至親的離去,只能一人在世,懷念我們仨。九十高齡的楊绛以虛實相對的形式、平實內斂的文字抒情,1949後留守中國的知識分子家庭生活細節紀實宛如深藏的判詞,寫的是中國大不幸中的幸——如何本著自己的選擇有尊嚴地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