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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劫归来:一个家庭三年半的日本集中营经历

万劫归来:一个家庭三年半的日本集中营经历
作者 Author [美] 艾格尼斯·凯斯 著
出版社 Publisher 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 Publication Date 2017-02-01
ISBN

9787108057891

新 New

语言  简体中文
出版社国家  中国

定价:RM54.00
RM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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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Short Description

《万劫归来:一个家庭三年半的日本集中营经历》

该书是作者艾格尼斯·凯斯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风下之乡》记录的是“二战”之前作者在婆罗洲的生活,该书获得1939 年《大西洋月刊》的“非虚构类作品奖”,被誉为当年“较有趣、较有特色的非虚构类作品”。

这本书在美国和其他地区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它在日本读者中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在一定程度上救了作者一家三口的命。这就是艾格尼斯.凯斯在下一部作品《万劫归来》中讲述的故事。接下来即将出版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重回婆罗洲》,讲述历经战争伤痛的作者一家重新回到婆罗洲的故事。

作者用特有的幽默笔调写成三部曲,无论是旖旎的热带风情、传奇的土著故事,还是战争中人性的倾轧、肉体的痛苦,作者都不改其风格,并用传神的插图点缀文字,给阅读带来更多的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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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劫归来:一个家庭三年半的日本集中营经历

万劫归来:一个家庭三年半的日本集中营经历

作者用特有的幽默笔调写成三部曲,无论是旖旎的热带风情、传奇的土著故事,还是战争中人性的倾轧、肉体的痛苦,作者都不改其风格,并用传神的插图点缀文字,给阅读带来更多的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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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艾格尼斯·凯斯(Agnes Keith, 1901–1982)

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橡树园,出生后不久随家人迁居加州好莱坞。青年时期年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一度任职当时很具影响力的《旧金山观察家报》。1934年与大英帝国北婆罗洲林业长官亨利·凯斯(书中的哈里)结婚,隧随夫远行,旅居当时的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生活写作。

其主要作品为其自传体三部曲:《风下之乡》(Land Below The Wind),《万劫归来》(Three Came home)(好莱坞 1950 年改编拍摄了同名电影),以及《重回婆罗洲》(White Man Returns),叙述了她所经历的“二战”前、“二战”期间以及其后在南洋的生活及感悟。

序言

自 序

在我们被囚禁在巴哈拉岛后的一天,一位干净整洁、十分具有军人风范的小个子男人来到巴哈拉破败的码头。我们被告知,这是须贺少校,婆罗洲所有战俘和平民犯人的日军总指挥官。

我们在正午集合,站在大太阳下等候了2个小时。其间,妇女中有晕倒的,也有发生歇斯底里状况的,孩子们哭,男人们无精打采。随后,须贺抵达营地并发表讲演,他说:“要努力让自己快乐和满足,维持士气,保持健康。我为你们感到遗憾。你们今后必须学会在纪律和约束之下生活。你们将很有可能被转移到沙捞越的古晋,那是我的总部所在地。那里的犯人们非常快乐。记住,这将是一次持久的战争,因此,做好准备听从安排吧。不要抱怨,好好表现,服从命令,保持士气,保重自己。祝你们快乐。”

讲演后,两个营里派出代表与他单独会谈。代表们向他表达了对生活条件的不满,须贺少校说:“就‘昃’样啊?(原文:“Is zat so?”应为“Is that so?”调侃日本人讲英语的口音,这是作者标志性的幽默笔风。——译注 )看来,你们的待遇已经很好了。”日本人普遍认为我们对生活缺乏耐力。接着他继续说:“就‘昃’样啊?好吧,你们会学会的!”

他命令我去卫兵室单独会谈。深知自己犯下的众多过错,我恐怕自己将要面临处罚,因此带上乔治,以增添一丝母婴气氛,并且乔治也想要跟着来。我猜,即便不遭遇暴力,起码也会十分严厉。然而须贺以礼相待,这在我经历过的日军军官中是前所未有的。

他在说话,我则饶有兴味地研究他。他身材精干,这是我们对日本人的普遍印象,可他的体型既无棱角,又不肥胖。长着圆圆的头和蛋形的脸,与通常盎格鲁-撒克逊人长方的头形形成强烈的反差。前额很低,一丝皱纹也没有,嘴唇线条明显,略有些厚。头发又黑又硬,蓄着典型的军人胡须。当他谈到一些抽象的事物时,棕色的眼睛显得愉快而诚实,可一谈及战争,眼睛又变得闪烁而冰冷。通过观察他的眼睛,我懂得了,哪些话题应该避免。

他告诉我说,他读过我的书,《风下之乡》日文版,而且他很喜欢,想向我要一本西方出版的英文原版。我说,他的战士从我家里都抢走了。他说:“‘昃’样啊?那我去找我的士兵要吧。”

他又告诉我,他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毕业生,并且问我,为什么美国人对日本人有偏见。我说,因为廉价日本劳动力抢走了我们的工作,这是经济原因造成的偏见。可他认为,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说:“他们排斥我们,也许是因为劳动力;但他们歧视我们,却仅仅因为我们是日本人。这你心里肯定清楚。”

我当然清楚。可我只能回答说,我个人没有这样的偏见,而且战前我拥有真正的日本朋友,开战后,是他们疏远了我,而不是我排斥了他们。

我又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战时都被国家宣传机构训练来恨敌人,否则我们不愿意杀敌,那就只能被杀。因此,他和我都在这样的宣传下,被教育得恨对方。也许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再相见时,可以像人类本来应该的那样相处。

他问我:“你会将这里的生活也写成一本书吗?”

我说:“我怎么能呢?你们把我的纸和笔都收走了。”

“哦,是吗?我还给你。你应该为我写一本书,由我来审查。”

“营里的活很苦很重,我没有多余的体力写作,也没有空余的时间。”

“可一个人最忙的时候,往往是写作的最佳时机。很多事情发生,有好有坏,这样你会产生很多想法,有好有坏。这不就是最好的写作时机吗?对,我认为你应该考虑在这里写一本书。你有一天会写出一本,给我写的。”

后来我们迁到古晋,在那里我频繁地见到须贺,这时他已经是须贺上校了。每次见面,他都会把我为他写作这个话题提起来,喋喋不休地让我写。

我一再告诉他,这不可能,我太累,也没有纸和笔。于是他保证会让它变成可能,因此他减轻了我的劳动量,给我提供用

于写作的材料,以便我为他写,他来审查。

他总是强调他要审查这个事实;他也一再质疑,我是否私下在为自己写。

一天下午,他将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本书,那是前田先生从我山打根家里拿走又被他从前田手里拿来的。他翻开书的前言,那里有一段关于狮子和绵羊的故事,让我解释给他听。随后他要求我将那本书送给他,具体要求就是在那里写上他的名字,并在扉页上画一幅画。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哈里的墨水笔,递给我,让我画。

艺术工作完成之后,长官才拿出菠萝、饼干,以及特别甜的咖啡来招待我们。这时他透露了最后的消息。

“你要写一本‘一个拘押犯人的思想和生活’,利用你的业余时间为我写。这是我的愿望,不用争论了。”他说。

我还是回答他,我没有业余时间,没有可以用来写字的用具,也没有任何想法。大概有几分钟,交流的口气还维持在友好的气氛之中,随后他就变成了须贺上校,婆罗洲战俘和平民拘押犯总指挥。

“这是我的命令,你必须服从,”他说,“我下令。我给你所有写作需要的东西。另外,如果有必要,我会将你从营地劳动中解脱出来。不要再说了,这是命令。”

我说:“如果您命令我写,我一定会写。但您不能指挥我怎么写。”

“行了,行了,好,好,好!”

然后他给了我笔、墨水、铅笔,还有纸,同时下令办公室将我的打字机还给我,这才叫我走。

那天晚上我很难入睡。不知道他会用我写的东西去做什么。我害怕我的文字将对我不利,不是这一方就是另一方。而且我也知道,营里的活需要我,我们一向劳动力不够,但我绝无可能一边干活,一边给须贺提供文字。最后,经验告诉我,这由不得我来做选择。

第二天,命令下达到我们牢头那里,遵照须贺的指示,将我从营地工作的劳力名单中去掉。日军办公室将向营地基金每月支付三块钱作为我的工资,我也将继续作为替补劳动力,在有人生病时顶替。

于是我开始为须贺上校写作,我将它命名为《囚禁》a。我当然据实记录,却并没有把所有的事实都写上去。有太多太多,为了我和营里其他人的安全和利益,我不能写;也有太多太多,我不敢写下来让须贺知道。他不时地显露出强烈的东方式统治意识。

但是他也容忍了很多很多我本来以为他根本不能容忍的内容。我一遍又一遍地抱怨我们所遭受的冤屈和虐待,我持续地呼吁好一点的食品和轻一点的劳动。我说,我相信在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麻烦,都是因为误会而产生,因此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两个种族的人之间会有更多的容忍和关爱。我说,我相信须贺为妇女营尽了力,善待所有的妇女和儿童,那么,能再给我们一些吃的吗?这些故事,我都断断续续地提交给了他。

但是囚禁期间,我还写下了别的故事。

这些“别的故事”,我用可能的最小字体手写下来,在标签背面,在包烟草的印着中文的纸上,在旧报纸边缘……甚至,有可能时,也在须贺上校给我提供的纸上。我把这些纸塞进乔治的玩具,缝进乔治的褥子,藏进他的枕头,还把它们放到罐子里,埋在营房的地下。

日本士兵频繁地搜查我的日用品,把我的箱子翻得底朝天,不认识英文的士兵,会倒着读我写着字的纸片。因为这个原因,我失去了所有写着字或印着字的东西:文件、护照、婚礼誓言、存折 — 一切,唯独没有失去我的日记。

基于那些日记,我组成了这个真实的囚禁故事。这不是我在须贺命令下写的那个故事,它是我的故事。

艾格尼斯·凯斯

《时代周刊》的推荐序

当日军于1942年7月进驻北婆罗洲时,英国保护领地政府给此地的英国公民发出一条冷峻的指令:“面对敌人,消极抵抗,不合作。我们已无力保护你们。珍重!”

美国作家艾格尼斯·牛顿·凯斯和她的丈夫哈里,以及2岁的儿子乔治,是收到这条阴冷消息的众人中的几位。此后,经过3年半的拘押生活,到婆罗洲全面解放时,他们仨全都设法从集中营里活着走了出来。当凯斯一家1945年9月走出集中营时,他们几乎被饥饿和疾病耗尽,凯斯太太一度体重不足80磅a。但她带出来大量的日记。这些日记写在各种能找到的纸片上,被分散藏于各种地方:床褥、地下、她亲手给乔治缝制的玩具里。正是因为这些零星庞杂的日记,才有了这本《万劫归来》。

对凯斯太太来说,这一切始于1934年。那时的日子,后来回想起来,像一首浪漫的田园诗。那一年,她在加州的家里,做过新闻女、时装模特、好莱坞龙套演员。这时,她哥哥童年时期的一个朋友出现了。他是大英北婆罗洲政府的林业、农业长官哈里·凯斯,从任上休假,前来看望老朋友。哈里与艾格尼斯两人闪电般坠入爱河。

婚后,凯斯夫妇在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建立家园。那时的山打根是一个有着1.5万亚洲人口、70名欧洲人的繁华小镇。凯斯太太在本书中描述道:“这里,在婆罗洲的丛林边缘,在苏禄海和南中国海温润蔚蓝的水边,英国殖民者的生活平静,却也并不像传统的英式生活那样烦琐。社交俱乐部、金牌俱乐部、网球俱乐部、壁球俱乐部、桥牌俱乐部、英式橄榄球、橄榄球、足球,组成了这些英国人的白天;而馥郁的热带花木香气充盈了他们在异域的慵懒的夜晚。”

凯斯太太的第一部书《风下之乡》是一本关于她在婆罗洲生活的生动回忆录,获得1939年《大西洋月刊》的“非虚构类作品奖”,被誉为当年“最有趣、最有特色的非虚构作品”。这本书在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成功带给凯斯一家的红利,据后来的经历证明,远非名声和版税可衡量。人们相信它在日本读者中所引起的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救了她一家三口的命。

到1941年末,日军飞也似的入侵北婆罗洲。凯斯太太拒绝离开丈夫回美国,相反,她开始为乔治囤积紧急物资。日军进驻时,她和乔治与其他殖民家庭的妇女儿童一起,在殖民政府的总督府中等候救援。

在卡尔·迈当斯为本书新版所写的序言中,这位自己也身陷日军集中营21个月之久的《生活》周刊摄影记者,为战时的集中营生活提炼出了具有揭示性意义的结论。在迈当斯的观察中,他发现那些从集中营走出来的幸存者之间,通常都建立起惊人的强烈的像亲人一样的关系,几乎类似于一种集体认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核心经历,是共同的贬抑遭遇—在集中营里,无可避免地,生命价值被贬低,生存条件降至最低水平。

当凯斯太太挣扎在她早期的集中营生活时,出现了一位“恩人”。这就是须贺上校,本书中最复杂、最难以理解的一个角色。一位精明、骄傲的日本军官,掌管着整个婆罗洲战争期间的犯人,从战俘到平民。他读过凯斯太太上一本书《风下之乡》的日文版,非常喜欢,因此他命令凯斯替他写作,将她在集中营里的思想和经历记录下来。她小心翼翼地、有选择地记录下“事实”,定期送给他审查。须贺也回报以善意和照顾,比如给乔治饼干,还以写作为名,降低她的犯人劳动量,并在她丈夫命悬一线之时,出面交涉。如果没有须贺的帮助,凯斯一家也许已经被战争抹去了。

“原谅”是本书的基调。凯斯太太作为一名快速修复者,对一遍一遍地舔旧伤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她通过理解痛苦来原谅痛苦;通过拒绝个人层面的评判,来原谅有敌意的朋友,以及残暴的卫兵。

当本书1947年第一次面世时,获得了极为一致的欢呼和好评,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凯斯太太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类深刻的同情和关怀。书评家们认为,凯斯太太描写“捕猎者”时不见苦涩,而对自己也没有自怜自艾,或者胜利后的沾沾自喜。她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刻,还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可贵的幽默,从而给这样沉重的题材带来了阅读的快意。无怪它登上畅销书榜,也无怪它持续成为读书俱乐部的经典,以至于后来好莱坞改编、搬上银幕。

战后,哈里被召回婆罗洲,凯斯太太不久带着7岁的乔治前往,一家团聚。其后3年的婆罗洲生活,构成了她的下一部书的素材。那以后不久,凯斯一家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代表被派往菲律宾,在那里,他们见证了菲律宾的民主运动,这一事件促成了艾格尼斯·凯斯于1955年出版著作《宫殿里的赤足》。

此后他们便远离东南亚丛林,以联合国官员的身份在非洲沙漠国家利比亚服务。本书里的小男孩乔治,在那里长成了6英尺高的青年。成年以后,他成为越战中的心理医生,职责是安抚老兵。

編輯推薦

美国《时代周刊》的推荐语:

凯斯太太描写“捕猎者”时不见苦涩,而对自己也没有自怜自哀,或者胜利后的沾沾自喜。她甚至在较艰难的时刻,还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可贵的幽默,从而给这样沉重的题材带来阅读的快意。无怪它登上畅销书榜,也无怪它持续成为读书俱乐部的经典,以至于后来好莱坞将其改编为电影并搬上银幕。

目錄

前 言 01

《时代周刊》的推荐序 03

自 序 07

01.天赐儿子 15

02.黑暗时刻 49

03.特别保育院 67

04.疟疾 95

05.新年快乐 115

06.被囚禁的修女 127

07.活下去 153

08.打消傲慢 183

09.心照不宣 20

10.关押中的孩子 227

11.敌人 243

12.忍耐 265

13.最后的喘息 295

14.敌人坠落 319

15.老妇 337

16. 1945年9月11日 347

17.回家的路 361

18.三口之家 379

精彩试读

自 序

在我们被囚禁在巴哈拉岛后的一天,一位干净整洁、十分具有军人风范的小个子男人来到巴哈拉破败的码头。我们被告知,这是须贺少校,婆罗洲所有战俘和平民犯人的日军总指挥官。

我们在正午集合,站在大太阳下等候了2个小时。其间,妇女中有晕倒的,也有发生歇斯底里状况的,孩子们哭,男人们无精打采。随后,须贺抵达营地并发表讲演,他说:“要努力让自己快乐和满足,维持士气,保持健康。我为你们感到遗憾。你们今后必须学会在纪律和约束之下生活。你们将很有可能被转移到沙捞越的古晋,那是我的总部所在地。那里的犯人们非常快乐。记住,这将是一次持久的战争,因此,做好准备听从安排吧。不要抱怨,好好表现,服从命令,保持士气,保重自己。祝你们快乐。”

讲演后,两个营里派出代表与他单独会谈。代表们向他表达了对生活条件的不满,须贺少校说:“就‘昃’样啊?(原文:“Is zat so?”应为“Is that so?”调侃日本人讲英语的口音,这是作者标志性的幽默笔风。——译注 )看来,你们的待遇已经很好了。”日本人普遍认为我们对生活缺乏耐力。接着他继续说:“就‘昃’样啊?好吧,你们会学会的!”

他命令我去卫兵室单独会谈。深知自己犯下的众多过错,我恐怕自己将要面临处罚,因此带上乔治,以增添一丝母婴气氛,并且乔治也想要跟着来。我猜,即便不遭遇暴力,起码也会十分严厉。然而须贺以礼相待,这在我经历过的日军军官中是前所未有的。

他在说话,我则饶有兴味地研究他。他身材精干,这是我们对日本人的普遍印象,可他的体型既无棱角,又不肥胖。长着圆圆的头和蛋形的脸,与通常盎格鲁-撒克逊人长方的头形形成强烈的反差。前额很低,一丝皱纹也没有,嘴唇线条明显,略有些厚。头发又黑又硬,蓄着典型的军人胡须。当他谈到一些抽象的事物时,棕色的眼睛显得愉快而诚实,可一谈及战争,眼睛又变得闪烁而冰冷。通过观察他的眼睛,我懂得了,哪些话题应该避免。

他告诉我说,他读过我的书,《风下之乡》日文版,而且他很喜欢,想向我要一本西方出版的英文原版。我说,他的战士从我家里都抢走了。他说:“‘昃’样啊?那我去找我的士兵要吧。”

他又告诉我,他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毕业生,并且问我,为什么美国人对日本人有偏见。我说,因为廉价日本劳动力抢走了我们的工作,这是经济原因造成的偏见。可他认为,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说:“他们排斥我们,也许是因为劳动力;但他们歧视我们,却仅仅因为我们是日本人。这你心里肯定清楚。”

我当然清楚。可我只能回答说,我个人没有这样的偏见,而且战前我拥有真正的日本朋友,开战后,是他们疏远了我,而不是我排斥了他们。

我又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战时都被国家宣传机构训练来恨敌人,否则我们不愿意杀敌,那就只能被杀。因此,他和我都在这样的宣传下,被教育得恨对方。也许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再相见时,可以像人类本来应该的那样相处。

他问我:“你会将这里的生活也写成一本书吗?”

我说:“我怎么能呢?你们把我的纸和笔都收走了。”

“哦,是吗?我还给你。你应该为我写一本书,由我来审查。”

“营里的活很苦很重,我没有多余的体力写作,也没有空余的时间。”

“可一个人最忙的时候,往往是写作的最佳时机。很多事情发生,有好有坏,这样你会产生很多想法,有好有坏。这不就是最好的写作时机吗?对,我认为你应该考虑在这里写一本书。你有一天会写出一本,给我写的。”

后来我们迁到古晋,在那里我频繁地见到须贺,这时他已经是须贺上校了。每次见面,他都会把我为他写作这个话题提起来,喋喋不休地让我写。

我一再告诉他,这不可能,我太累,也没有纸和笔。于是他保证会让它变成可能,因此他减轻了我的劳动量,给我提供用

于写作的材料,以便我为他写,他来审查。

他总是强调他要审查这个事实;他也一再质疑,我是否私下在为自己写。

一天下午,他将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本书,那是前田先生从我山打根家里拿走又被他从前田手里拿来的。他翻开书的前言,那里有一段关于狮子和绵羊的故事,让我解释给他听。随后他要求我将那本书送给他,具体要求就是在那里写上他的名字,并在扉页上画一幅画。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哈里的墨水笔,递给我,让我画。

艺术工作完成之后,长官才拿出菠萝、饼干,以及特别甜的咖啡来招待我们。这时他透露了最后的消息。

“你要写一本‘一个拘押犯人的思想和生活’,利用你的业余时间为我写。这是我的愿望,不用争论了。”他说。

我还是回答他,我没有业余时间,没有可以用来写字的用具,也没有任何想法。大概有几分钟,交流的口气还维持在友好的气氛之中,随后他就变成了须贺上校,婆罗洲战俘和平民拘押犯总指挥。

“这是我的命令,你必须服从,”他说,“我下令。我给你所有写作需要的东西。另外,如果有必要,我会将你从营地劳动中解脱出来。不要再说了,这是命令。”

我说:“如果您命令我写,我一定会写。但您不能指挥我怎么写。”

“行了,行了,好,好,好!”

然后他给了我笔、墨水、铅笔,还有纸,同时下令办公室将我的打字机还给我,这才叫我走。

那天晚上我很难入睡。不知道他会用我写的东西去做什么。我害怕我的文字将对我不利,不是这一方就是另一方。而且我也知道,营里的活需要我,我们一向劳动力不够,但我绝无可能一边干活,一边给须贺提供文字。最后,经验告诉我,这由不得我来做选择。

第二天,命令下达到我们牢头那里,遵照须贺的指示,将我从营地工作的劳力名单中去掉。日军办公室将向营地基金每月支付三块钱作为我的工资,我也将继续作为替补劳动力,在有人生病时顶替。

于是我开始为须贺上校写作,我将它命名为《囚禁》a。我当然据实记录,却并没有把所有的事实都写上去。有太多太多,为了我和营里其他人的安全和利益,我不能写;也有太多太多,我不敢写下来让须贺知道。他不时地显露出强烈的东方式统治意识。

但是他也容忍了很多很多我本来以为他根本不能容忍的内容。我一遍又一遍地抱怨我们所遭受的冤屈和虐待,我持续地呼吁好一点的食品和轻一点的劳动。我说,我相信在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麻烦,都是因为误会而产生,因此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两个种族的人之间会有更多的容忍和关爱。我说,我相信须贺为妇女营尽了力,善待所有的妇女和儿童,那么,能再给我们一些吃的吗?这些故事,我都断断续续地提交给了他。

但是囚禁期间,我还写下了别的故事。

这些“别的故事”,我用可能的最小字体手写下来,在标签背面,在包烟草的印着中文的纸上,在旧报纸边缘……甚至,有可能时,也在须贺上校给我提供的纸上。我把这些纸塞进乔治的玩具,缝进乔治的褥子,藏进他的枕头,还把它们放到罐子里,埋在营房的地下。

日本士兵频繁地搜查我的日用品,把我的箱子翻得底朝天,不认识英文的士兵,会倒着读我写着字的纸片。因为这个原因,我失去了所有写着字或印着字的东西:文件、护照、婚礼誓言、存折 — 一切,唯独没有失去我的日记。

基于那些日记,我组成了这个真实的囚禁故事。这不是我在须贺命令下写的那个故事,它是我的故事。

艾格尼斯·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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